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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火纪念刘以鬯深深影响王家卫的那个人去了杨锦聪雷州周永恒燕妮李家明

文章来源:万苑娱乐网  |  2022-06-29

纪念刘以鬯:深深影响王家卫的那个人去了

2018年6月8日下午,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媒体人刘以鬯先生,在香港东华东院逝世,享年99岁。

随后,刘以鬯先生的妻子罗佩云女士在香港发布讣告,而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示,“刘以鬯教授一生推动香港文学艺术,是香港的文学泰斗,其贡献惠及多代香港作家。他的离世时文化界一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刘以鬯与太太罗佩云

生于1918年12月7日的刘以鬯,从六十年代初的成名作《酒徒》到世纪之交的《对倒》,留下了数十部小说作品及文学评论,特别是《酒徒》这部半自传体的“娱己”作品,被赞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何况还有《对倒》等作品。

而想要深入的了解刘以鬯先生的人生、作品、影响,早已不是一部电影作品,或者几本书就能做得到,本文则是选取了三个关键词,走近刘以鬯这位跨世纪、跨艺术的大师。

刘以鬯创办的文学杂志《香港文学》

文学副刊:

祖籍浙江镇海的刘以鬯先生,出生于上海,而1941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成为了“孤岛”,年轻的刘以鬯在父亲的朋友们的帮助下,一路从上海、浙江、江西、桂林、贵州等而来到了重庆,并在机缘巧合下先后到《国民公报》、《扫荡报》担任工作,包括推荐连载老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四世同堂》(当时是第一部)。

四十年代末从上海来到香港后,又先后担任《西点》、《星岛周报》、《香港时报》等报纸杂志的,其中他主编的《香港时报·浅水湾》注重现代文学与文艺思潮的介绍,而《星岛晚报·大会堂》则注重对香港本土文学的培养。这些为刘以鬯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而1985年创办《香港文学》时,刘以鬯也停写了当时手头连载的小说作品,全力以赴于创办好杂志,借用他自己的话说,“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排斥,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我当时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较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这也“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

在后来的根据刘以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酒徒》里,也可以看到主人公酒徒与另一位文学青年多次的谈论世界各地的文学大家、作品,随手拈来而可以看出原著作者刘以鬯对文学文化的熟悉度。

年轻时代的刘以鬯

现代主义行程范围散布在400mm以下的装备文学:

我国也不例外   后人谈及《酒徒》时,常见的一句评价是“《酒徒》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这显然是一句过誉之辞,即使不说他受到了不少施蛰存、刘呐鸥等“海派文学”作品的影响(如施蛰存在三十年代时已经凭借着现代派小说轰动一时),香港作家李维陵在五十年代创作的《魔道》等也是现代主义的代表。

但不可否认的是,刘以鬯是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泰斗,也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上海海派文学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的集大成者,就如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中国《刘以鬯:1918》的导演黄劲辉所说,《酒徒》运用了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穆时英的作品等,而“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且“《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的《狂人日记》”;

即使在《酒徒》成名之后,刘以鬯也有意识的发展了孙逊两种心理描写手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

刘以鬯的代表作之一《对倒》

七十年代初开始在《星岛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对倒》,则是刘以鬯的小说生涯另一次巅峰。文学评论大家杨义先生便是以“呕心沥血”形容这部小说的审美形式,《对倒》“以叙事结构形式作为题目。结构开工的灵感来自作者买到的一枚一正一负对倒相连的邮票。

它描写香港闹市大街上一个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波作出或忆旧的、或浪漫的不同联想。最终不期而遇地走进电影院邻座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相互间又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猜测。

这种把意识流手法用于陌生人街头对行,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的叙事谋略,实在是匠心独到的创造。”

《花样年华》受到了《对倒》的深刻影响

王家卫电影:

“我对刘以鬯先生的认识,是从《对倒》这本小说开始的。《对倒》的书名译自法文Tête-bêche,邮票学上的专有名词,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

在《写真集》的前言里,凭借着《春光乍泄》、《东邪西毒》等影片扬名海内外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回忆起刘以鬯对他的影响,“对我来说,Tête-bêche不仅是邮学上的名词或写小说的手法,它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Tête-bêche甚至绵竹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用它作为原料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张睿恩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

前面说过,在上海成长的刘以鬯受到了海派文学文化的影响,而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的代表是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主的“新感觉派”,他们的作品则明显受到了欧美现代化都市电影的影响。

刘以鬯的小说将穆时英、施蛰存等海派文学的现代主义,挪到香港发扬光大,不仅是董启章、韩丽珠等后辈作家的创作,还反过来影响到了香港电影的创作,甚至在无形中助推某些作品走向海外。

最典型的便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及《2046》。据刘以鬯的回忆,他曾经见过王家卫两三次,最初时王家卫是想要将《酒徒》改编成电影,但读了《对倒》后兴趣更大,也由此“对倒”的创作出了《花样年华》。

而那本《写真集》,则是这两个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的一次“对倒”性对话:书中的图片影像,由王家卫选自于影片《花样年华》(且不少是删减后的镜头),而图片的相关文字,则是来自于刘以鬯的《对倒》。

两个生于不同年代的创作者,就如《对倒》中的一老一少般,完成了一次交错、对话。

黄国兆的《酒徒》根据刘以鬯的同名小说改编

而刘以鬯的成名作《酒徒》,则在2011年时被黄国兆导演搬上了银幕。至于黄劲辉导演的《他们在岛屿写作·刘以鬯:1918》,则是前后六年创作的传记片。

刘以鬯获得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奖

2010年时,刘以鬯获得了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奖”,后来又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终身成就奖。

就如香港诗人廖伟棠所说,刘以鬯是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筚路蓝缕,为人低调,不居大芭功自傲,殊为难得。他的小说深富诗性,背后是那一代香港文人的冷暖自知,揽镜自照,亦是镜鉴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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